問：回顧過去二十年，您認為MIC在台灣電子產業的發展中，最大的價值為何？
答：資策會MIC的發展，主要有兩項任務，一是擔任政府的智庫，二是成為產業的顧問；因此，從此角度出發，MIC價值是去提供政府方向，讓政府了解，該發展哪些產業？資源該如何分配？法規該怎麼配合？是一個全面性的思考觀點。而除了協助政府找出具潛力的產業外，更重要的是，為這些產業中的企業指引下一波發展方向。
而為了能幫助企業有更多創新，MIC必須了解產業變化過程，前瞻新的典範(Paradiagram)的變化。例如最近研究的資通訊產業創新模型，就是希望找到一個模型，讓企業可以透過這個模型，更上層樓，找到新發展方向。
問：就您觀察，二十年來台灣產業有哪些重要轉變？未來又將面臨哪些挑戰？
答：觀察過去台灣一千大企業的發展可以發現，1995年的前十名跟2005年的前十名差別很大；1995年，WTO衝擊還沒有擴散，當時內銷產業占了非常多的比例；可是到了2005年，幾乎由外銷型產業占據前十名，內銷產業相形少了許多。這代表隨著全球化的衝擊，企業能不能掌握潮流，進行轉型和改變，非常重要。主要挑戰是如何在原來的商業模式上面，創造更大價值，如何做更多國際化布局，這也是台灣相當關鍵及嚴峻的挑戰。
簡言之，在微利時代，如何在使用最少資源的前提下，透過不同方式如商業模式的改變或各種創新，讓企業價值能不斷被大幅創造，此時，智識含量、智慧價值就變得非常重要。
事實上，「國際化布局」與「創造價值」都要回歸創新能力能否提升，而這其實就是組織能力的展現，它在企業轉型的過程中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台灣現在的優勢在於過去的整合能力，做製造代工的能力，這其實是可獲利的能力，只是要如何深化，讓獲利能力更上層樓，就必須靠創造價值，例如對原物料或設備的掌握。而當達到一定規模經濟時，因為成本能更低、量能更大，才能掌握價值分配的主導權，像英特爾、微軟一樣。
問：因應未來台灣產業的轉型挑戰，MIC將如何協助民間企業掌握下一波趨勢並提高自身競爭力？
答：有兩個主要方向，一是專業化，一是國際化；所謂專業化，有兩個層面的涵義，首先是在研究方法學(Methodology)上持續精進。我們做的研究一定是「Next」、更使用者行為導向。現在的消費行為改變了，由消費者主導，資訊不對稱的狀況已然消失，要因應這樣的改變，MIC對使用者的了解，以及下一波產業的演變，就必須更加著墨。這必須建立更多的方法學與模式，讓企業可以靈活運用。總之，過去MIC是去餵魚，現在則是要給釣竿，希望企業能夠更主導自己的發展，MIC不只是導引，更教會他們如何看未來。
至於國際化，對MIC而言有兩個意義，一個是研究題材的國際化，事實上，MIC在中國大陸、日本及韓國均有建立合作夥伴，在德國也有特派員；這樣的研究網路可協助MIC在研究產業結構的掌握上較為完整。
另一部分是資源的國際化，MIC是非營利機構，當然有機會能夠服務到國際，我們也在思考在適當時間擴大這方面的努力，以提升MIC的國際形象及台灣在全球ICT產業的形象。
問：在研究方法學上，對提高產業預測的準確性，MIC有何獨到之處？
答：這方面可以有好幾個方式來進行推估。一是從理論模型來推估，舉例而言，市場規模有多大，可從技術應用擴散的普及來分析。同時，每個研究也會相互交叉驗證。
在理論的過程中，可以從過去推演到現在的狀況，然後來驗證此一模型的精準度，再依此來做調整。這其實是MIC一直在努力的部分，舉例來說，我們要幫廠商找下一波產品，那應該怎麼樣來選擇這個評估標準。
而如何讓這樣的數字更精準，除了不斷修正模型外，在資料搜集的方法、資料驗證上也要更加強化。此外，在驗證的過程中，如何交叉比對，從不同的周邊產品、零組件，這其實也是我們一直努力的方向。
問：在國際化布局的同時，勢必將面臨其他國際研究機構的競爭，MIC將如何因應？設定達成目標為何？
答：若深入了解國外研究機構，其實每家都各有所長，但以MIC的經驗、水準及方法，其實不輸他們，MIC只是受限於人力規模。不過，與IDC、Gartner等國外研究機構最大不同在於，他們是從外商的角度在看市場，且客戶大部分是國外廠商。
MIC幫助台灣企業國際化發展時，也期許成為東亞IT產業中產業顧問的佼佼者。對MIC而言，未來希望更加掌握整個東亞的供應鏈的完整產業結構，以及產業的價值活動，建立更好的代表性。
(詳細圖表請見新電子科技雜誌255期6月號)
